我们可以用西方学者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民族统一国家建设的历史。

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国家建设的。他列出了“中国第一”¹的标题。他说：“中国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但西方的政治发展史解说，却很少提及此一创新。”²“现代政治制度在历史上的出现，远早于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国家元素，在公元前3世纪的中国业已到位，其在欧洲的出现，则晚了整整一千八百年。”³他还说：“如果研究国家的兴起，中国比希腊和罗马更值得关注，因为只有中国建立了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中国成功发展了统一的中央官僚政府，管理众多人口和广阔疆域，尤其是与地中海的欧洲相比，中国早已发明一套非人格化（指不受基于家族关系的身份的限制）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⁴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说：“另一个制度的发展使统一的理想在中国比在欧洲更为可行。声称受天命而统治天下的中国皇帝们不比声称作为神的化身或通过神授的权利，进行统治的欧洲国王们更不可一世，差别在于，统治着稠密人口的中国人，不得不发明官僚政府。当罗马帝国仍把公共职务委托给骑士阶级和其他个人时，汉代诸帝开始训练和考核文官，这些人有固定的任期，享受二十等俸禄，并受公文往来，规定的视察和奖惩的严格控制。纸和印刷书籍的很早发明，也使唐代有可能制定科举考试制度，中举的士子组成的有才之士都能加入的文官集团——这是古今最伟大的政治发明之一。”⁵

由此可见，中西国家建设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这对权力结构和治理方式产生深远影响，也深刻影响着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

一是国家建设起始时间的社会性质和经济形态不同。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是封建社会早期经历了短暂的领主制经济之后，向地主制经济过渡时开始的。战国时期的李悝、吴起、商鞅变法，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着眼于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着眼于形成地主制经济形态，着眼于构建农耕文明，这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中国是在居家农耕基础上滚雪球般不断地发展起来的，发展的过程也是多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开放交流的过程。西方国家建设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背景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过程中开始的。与此相联系的是商品生产，对外贸易，殖民扩张。

二是国家建设的结构设计有显著差别，西方一些国家受希腊雅典村社共同体的影响，多采取邦联或联邦制，民族与民族之间结构松散，与中国民族融合的历史传统不一样。“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约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别，就不能忽视。”⁶中国是单一制国家，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而西方有的国家很容易采取民族自决的方式，分分合合。既然是几个单元构成的松散联合体，那么愿意就继续在一起，不愿意便可自行离开。中国需要集中统一，包括统一法制，统一市场。而西方国家的联邦制或邦联制，是各组成部分经过协商让渡一部分权力给联邦或邦联政府，自然要对中央政府的权力有所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