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与劣势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显然具有后发优势，同时当然也有后发劣势。

后发优势包括要素成本优势、市场优势、承接产业和资本转移的优势、学习优势。

要素成本优势主要指人口和土地的优势。有的学者特别从“人口红利”和“土地财政”两个方面，对改革开放40年进行总结。我认为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我国就面临人口红利窗口期，改革开放使这一潜在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而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从动态和结构上为人口红利加分。到改革开放后期，教育成果也反映到人力资本质量上来了，使人口红利的内涵得以拓展。

土地财政包括土地出让收益和以土地作抵押的政府信用，为城市工业化和城市规模的扩充提供了重要的初始资本和不断扩大的资本来源。

中国的市场优势是明显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短缺”，从一定意义上讲，短缺就是市场空间。同时中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市场空间大、潜力大，回旋余地也很大。

承接产业和资本转移优势的基础条件是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成本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

关于学习优势。对于西方国家在先行现代化中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用虚心的态度去学习研究，特别是对于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一般规律的内容，我们认真地运用和借鉴。

过去我们讲后发优势讲的比较多，不太注意分析后发劣势。实际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除了具有后发优势外，也具有明显的后发劣势。我认为，后发劣势包括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先发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对我不利、美西方意识形态偏见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经济发展面临生态环境的压力等。

处在产业链的低端是我们的后发劣势，也是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处于产业链低端位置，在外贸进出口结构中反映得非常明显。有人曾经算过账，中国需要出口8亿条牛仔裤或衬衫，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而且美欧一些发达国家不仅限制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也不愿意改变这种技术落差的现状。中国制定《中国制造2025》，美西方作出强烈反应。

关于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规则中处于不利地位。现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是“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持制定的，体现了美西方国家优先的原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处于不利地位。美国、欧盟、日本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常常以第三国作为替代国计算生产成本，由此实行反倾销。他们不想在旧的世界秩序中接受中国调整规则的建议，而是用旧秩序继续遏制中国的崛起。美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极大地限制和制约了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美西方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采取经济封锁和禁运的。1949年11月，在美国提议下，一个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的国际组织“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在巴黎秘密成立，1951年美国又操纵联合国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后来即使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甚至由他们操弄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仍然以意识形态偏见的排他性，在国际投资、贸易中，对中国予以逆全球化的限制。

关于生态环境压力。中国是在先发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中已经形成了足够的生态环境容量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自然有与他们不一样的生态环境压力。